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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佬1122

时间:2020-05-30 02:52  编辑:wendj

高三时评阅读材料一

京华时报:重判校园暴力施暴者的示范意义

舒锐

今年5月,连云港广播电视大学一女生遭多名女生剥光衣服殴打并拍照上网,一度引起广泛关注。11月4日,江苏省连云港海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4名施暴女生犯故意伤害罪、强制侮辱妇女罪分别领刑2年半至6年半不等,另一涉案男生犯故意伤害罪获刑6个月。

近年来,类似恶性校园暴力事件屡见报端,施暴者呈低龄化、团伙化,手段成人化、残忍化,施暴对象往往也是孩子,画面惨不忍睹……而从公开报道看来,施暴者得到刑罚重判的并不多见。这一方面在于不少施暴者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另一方面或许在于不少校园暴力事件在学校就草草消化,并未开启刑事追责程序。

其实,还有一个被人们忽略的重要因素:未成年犯罪为法定不公开审理案件,相关案件禁止媒体旁听,判决书也并不能和普通案件一样上网公开。即便校园暴力得到依法严惩,也很少能够进入公众视野。这就给全社会产生了一种错误观感,校园暴力可以得到法律容忍。从这个角度来讲,连云港当地法院对施暴者施以重罚,并在隐去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向公众披露,有很强的法律示范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恢复人们用法律规制校园暴力的信心。

不容忽视的是,青春期青少年正处于心理断乳期,情绪不稳定、控制能力差,而自我意识却逐渐增强,渴望得到别人关注与认可,甚至试图以暴力方式实现。尤其是在孩子们频繁接触暴力因素、家长和老师权威性不断弱化的语境下,如何管住危害校园的潜在暴力因子则成了社会难题。可以说,未成年人相对成年人更需要规则的规制,而校园暴力频发正折射出校园规则的失范。

进一步看,要减少校园暴力悲剧关键在于重构校园规则。既要改变当下引导、鼓励孩子们极力竞争的“狼性”教育理念,又要指引他们学会合作,学会与人为善,更要开展切实有效的法制教育,建立规则意识、底线意识。对此,全社会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尤其是对于司法机关、学校和家长而言更须如此。司法机关应更加注重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对于施暴者,即便是未成年人,只要触犯刑律,就当依法处理,同时,还须侧重对相关典型案例的主动宣传,改变人们对刑罚不进校园的错误看法。而校方、家长对于普法教育也须更加积极,通过邀请法官进校园,组织学生旁听庭审、家长参与等方式,早日实现法制教育的低龄化、全面化。

刘建国:网络谣言入刑让“自由发言”不再任性

如今,在微信、微博、QQ群等社交平台上,网友发布的虚假信息屡见不鲜。《刑法修正案(九)》为此在第291条中增加一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11月5日新华网)

所谓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放纵,而是也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在法律框架内从事个人行为。对于言论自由来说,也应该遵循法律规定,即便言论自由是个人权利,但同时也应该承担

相应的责任。作为公民个体,不能以言论自由为借口,侵犯他人权利,更不能影响社会秩序。由此,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将网络谣言入刑,显得尤为重要和必须。

当今社会,互联网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并涌入千家万户,成为每个公民的工作生活必备。但是,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双刃剑”作用日益凸显,既具有正面作用,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众所周知,网络空间具有虚拟的属性,公民个体在网络空间内发表个人言论,往往面临监管层面的掣肘和障碍。由此,在该现实面前,网络空间成为了谣言泛滥和传播的重要领域,对整个社会和公民个人隐私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应该说,网络空间与社会现实虽具有迥异性,但也具有相似性,一旦缺乏有效监管,则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依赖于“谣言止于智者”,根本无法产生釜底抽薪的效果。在缺乏法律治理的前提下,网络侵害他人、社会、国家利益只会成为一种必然。依法治国的命题下,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对于网络空间内的各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进行依法治理,让谣言无处遁形。从这个方面而言,将散布传播谣言的责任,由民事、行政责任上升到刑事责任,正是基于谣言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考量。

面对网上造谣传谣,也有很多人担忧,今后在微信、微博上发声,要小心谨慎,避免构成犯罪。其实,按照法律规定,只有编造了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互联网传播,或者明知是该信息而传播,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才会构成犯罪。不难看出,在刑责追究方面,需要考量行为的性质和情节,以及最终的危害程度,并非所有的造谣传谣行为都属于刑事犯罪。从这个方面而言,网络谣言入刑,保持了精准的打击惩罚,并不会伤及无辜。

说到底,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应该受到严厉的监管和约束,构成犯罪的更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此次,在《刑法修正案(九)》中,重点对网络谣言出现的几种情形,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无疑有助于保障互联网领域规范有序的运行和发展。(来源:齐鲁网)

别和想象力作对

薛世君

本来“较真”是一项挺难得的品质,遇见不平的事上前理论理论,权益受到侵害就“死磕”一番,这样的“较真”是一种可贵的道义担当。但是有些“较真”,就算不上可贵了。

最近在读杨照的《故事效应》,说到圣诞老人,然后推算——全世界8岁以下儿童大约有20亿,如果有十分之一的小孩放了长袜等待圣诞老人光临,那就是2亿个小孩,然后估算出全球有8000万个家庭需要送礼。算出这些家庭之间平均距离为260米,那么圣诞老人的雪橇当晚要行驶2060万公里。即便他是从国际日期变更线出发,有48小时的送礼时间,圣诞老人给每户家庭送礼物的时间也需要千分之二秒,48小时飞行2060公里,雪橇的速度必须达到1秒钟120公里,是音速的数百倍,这还不算圣诞老人钻烟囱的时间呢。算到这里,感觉让人怪怪的:那么美好的一个故事,怎么就这么没意境了?和蔼可亲的圣诞老人,岂不是比快递哥还要疲于奔命?

这还不算完,假设每样礼物重100克,圣诞老人又没有时间回家“补货”,所以他出发时,雪橇的载重应该要有两万吨重!这么一算,圣诞老人的故事在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

在科学上站不住脚!长大了以后,再天真的小孩也会发现圣诞节的礼物是爸妈放的,但这不妨碍童年的美好。《西游记》里面曾写到,观音菩萨有次说:“常时是个空瓶,如今是净瓶抛下海去,这一时间,转过了三江五湖,八海四渎,溪源潭洞之间,共借了一海水在里面。”菩萨走上

前,右手轻轻提起净瓶,托在左手掌上。这本来是为了衬托观音菩萨神通广大,但是有好事者由此发问——观音菩萨的力气有多大呢?再根据上面这句话来一番计算:地球上水的总量约为14亿立方公里,其中97%在海洋中,四海各分四分之一约有3.4亿立方公里,合计约34亿亿吨。这样一算,孙悟空那根重达13500斤的金箍棒,简直就是小儿科中的小儿科了。

知道观音菩萨神通广大即可,详加计算得出这么一个天量数据,反而阻滞了想象的空间。刨根问底钻牛角尖,有时候能表现出一股韧劲,有时候也挺无聊。

据说周杰伦唱红《青花瓷》之后,收藏家马未都就上来了一股“较真”的劲头,指责词作家方文山有两句歌词写得与瓷器知识不符:“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一丝不苟的马未都说,汉隶从不写在青花瓷的瓶底,而宋体落款也只在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珐琅彩瓷中出现过。

这就是考古学家的精神,但写词者只是为了表现一种文化意境和艺术美感,铺排旖旎、委婉婀娜,大家纷纷为这句歌词所表现的韵味折服,此时出来断喝一声,实在是煞了听众的风景。

在一个倡导创新的时代,是不是也应该倡导想象力的价值?不要用精算去考量一切。当你看徐克的武侠电影时,侠客们辗转腾挪、飞檐走壁,享受这份动作设计的飘逸和灵动即可,不要再抱怨“重力对这些侠客不起作用”好不好?

社交媒体疲倦症

乐梦融

最近,有美国媒体说,在1990年后出生,受到互联网、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巨大的一代年轻人,正在经历一种社交媒体疲倦症,而这种社交媒体疲倦症已经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在名为“删除了自己社交媒体账号是什么感受”的帖子中,有人这样回复:“你就不用再看那些键盘侠的扯淡、标题党的文章、段子手的杜撰,以及时刻想假装自己很聪明的鸡汤文——你可以像个成年人一样,找到自己应该关心的事。”

70后80后在20世纪末初涉网络,听着拨号上网那滋滋啦啦的声响,踏进一个个校友录一间间聊天室。一边担心父母拿到高额电话费账单时拍案震怒,一边感觉自己接通了全世界,备觉欣喜。然而,20年过去了,慢慢度过了欣喜期的我们,开始走入了刺激过后的不应期。太多140字,太多段子,太多图片和视频,还有太多假新闻和负能量,就像是成千上万个拼命想引起我们关注的婴儿同时哭闹,我们不再能够从成千上万的哭闹之中获取意义,所体会到的,只有无边的混乱而已。

《管子》里有句话叫“墙有耳,伏寇在侧”,可是,在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不只是“零隐私”,更是“负隐私”。首先,我们的隐私,包括孩子吃什么奶粉女人买什么鞋子,都在受到大数据时代无所不在的窥探;其次,更多的隐私却是我们自己在朋友圈或者微博中,在敲打下键盘的那一刻不知不觉被出让;最后,我们自己也成为在侧的伏寇、有耳的墙,他人的隐私以一种入侵式的距离走进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也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了窥伺公众人物与身边亲友的隐私之中。那些窥伺得来的隐私信息,对我们的思想与知识面的提升,并不会有任何助益。

科学技术的车轮仍在往前滚动,新的发展永远会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影响着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社交媒体同样有着它的连接便利,然则进入社交媒体疲倦期之后,我们在真实生活与虚拟网络的比例分配中就会更趋于理性,使用而不滥用,享受而不沉溺。(来源:新民晚报)

信任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滚、弱智、他妈的、老年痴呆……据家长提供的光盘录音,沈阳市沈河区文艺二校东校区二年五班班主任刘老师,在家长提供的长达186分钟的录音中,至少29次使用上述词语谩骂学生,并将家庭作业与大嘴巴子“挂钩”。(11月4日法制晚报)

刘老师教育孩子多次爆粗是绝对不许可的,根据教育部班主任工作条例规定,是应该受到处罚的。

事情一出又是“炮火连天”,轰击教育与教师。其实大家思考的方向再一次出现了偏差,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师长之间的信任与沟通。

眼下的不少境况大家很清楚,一方面教师受制于各种法律和条款的制约,不得不放弃曾经的高高在上的“师道尊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强求说一是一了,基本上得去哄着、求着学生学,断崖式的落差使得心里不平衡,怨气颇大;另一方面“教育服务”被严重异化,学生家长“自我中心”的意识无限地膨胀,不能正确对待老师的批评指正,成了“上帝”的学生不能受半点儿屈儿的,一旦有事个别学生家长就会“义无返顾”地投诉,有些极端的家长甚至到学校恶言恶语挑衅,对老师大打出手。家长和教师似乎站到了水火不容的“对立面”上。教师一出口,家长就从坏的方面去分析“老师有什么言下之意”;家长一有建议,老师就认为是在故意找茬挑衅,给自己下马威。

这次事件中,家长发现了问题,如果不是偷偷的录音,像破案一样录音拿所谓的第一手“证据”,也不将“证据”捅给媒体交给校方。而是通过更为巧妙合适的途径,如刘老师的亲人、朋友、同事悄悄地提醒一下刘老师,相信有知识也该懂点法律的刘老师一定会迅速调整自己。哪会有刘老师生气地追问记者——“谁告诉你的?哪个家长?男的女的?”,还会有刘老师酸不溜秋地说——“你不说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该对谁好点儿”。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圣人”,普通的一个“凡夫俗子”,尽管知道自己错了,当你一下子就将他逼上悬崖,不给他改正的机会,焉能不生气?

纸是包不住火的。尽管家长与记者接触时戴着口罩,反复提醒记者不要透露个人信息。但如果还是不小心泄露啦,估计从此您的孩子就更加“自由”啦!不管是刘老师还是其他老师对待您的孩子,最好的就是——惹不起,躲得起。也许有家长说“天下没有晒不干衣服的地方”,你不善待我转班转校,可是经过媒体的大肆渲染,新的老师新的学校对您和您的孩子就没有顾忌吗?受害的不还是您的孩子?

教育有教育的特点,尽管“批评带来的痛苦远大于表扬带来的快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伊曼语),但诸如批评的各种有极好辅助功能的“强力他律”,家长不能从心灵到行动一味地拒绝。倘若教师一旦气急而搂不住火,家长是不是可以信任为先,宽容地善意地恰当地沟通呢?当然老师要有老师的师德准则,要站在家长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可以以“只有赏识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为借口,肆意地爆粗辱骂,造成学生缺少自信、严重自卑、性格敏感等人格缺陷。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孩子成才,本该“劲往一处使”的教师和家长,如果相互之间没有了必要的基本的信任,那将是十分可怕的。相互猜疑争斗之下,只能是孩子遭受戕害。

目前,谴责批评哪一方并不是主要的,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应是教师家长间的信任。

(稿源:荆楚网)

叶箫:莫让教育责任绑架“替代父母”

家长与老师配合得越好,教育就越成功!当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达成共识,形成教育合力时,孩子自然会展现闪耀璀璨的光芒。但是教师很难像家长一样对待每个孩子,不是由于责任心的缘故,而是由于角色不同,关注的方式也不同。老师像父母那样关心和爱护学生,未必是一件好事。(11月5日《中国教育报》)

我们在看到教育成绩的同时,不得不坦承,初中生教育管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低效和糟糕,尤其是在以留守学生为主的民办学校。学生智力基础及道德修养普遍缺失或半缺失,使得民办初中教育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压力和挑战。目前,很多家长意识到部分公办学校在教育和管理方面的无力,转而将对孩子的期望寄托于民办学校。部分家长把家庭教育的责任包袱卸下,打包绑在了学校教育这架马车上。隐含之意,即是学校要包办学生教育管理的一切。你既要做好教师,又要当好“替代父母”。随之而来,学校无形中成为家庭教育缺失的受害者。

这里,是否应当承担“替代父母”的责任似乎已无争论的必要。其实,学校尤其是民办寄宿制学校的教师早已自觉扮演起这个角色。尽管教师付出双倍乃至多倍的努力,成绩有所提高,但学生问题依旧不断,而且有学生和家长并不买账。究其原因,我想是深值广大教育工作者反思的。其实,教育管理学生仅靠教师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无论你的能力和耐心有多大,毕竟你只是教师,你无法包办孩子的一切。无法享受教育合力的孩子是不幸的,没有合力的教育注定行而不远。但如何形成教育合力,如何承担起“替代父母”的责任确实是值得所有教师思考的。

首先,教师与家长必须达成一致的目标。孩子的教育不仅是教师,更是家长的责任。任何有意或无意推卸、转嫁责任的想法对孩子的伤害都是巨大的。我们知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没有经过家长良好启蒙教育的孩子心智是不健全的,是存在问题隐患的。这样的孩子进入学校,本身就让学校成为家庭教育缺失的受害者。如果家长再不能和教师具有一致的目标,孩子的教育和未来根本就无从谈起。当家长无意或无力配合时,学校和教师对孩子的教育风险就大大增加。尤其是,当家长对教育者不以敬重和感恩,而是以交易的心态对待时,学生的教育就会存在讨价还价的诸多可能性。而这也必然会引发双方诸多不满,乃至无可化解的矛盾。尤其当孩子被作为一种商品可讨价还价用来交换时,孩子良好的教育基本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商品不具有共有属性,它的目标是排他的,要么归你,要么归我。因此,教师与家长能否形成一致的目标,是孩子能否享受和谐教育的基础和关键。

其次,“替代父母”不仅需要认可更需要授权。对于民办寄宿制学校来说,“父母把孩子送到这里,教师就应该当自己孩子一样对待”,这样的理念几乎已成为铁则,想做教育就得打心底爱孩子。的确,教师几乎都是这样想并这样做的。但事实却发现,你的汗水甚至泪水很难换回他们的一丝感动,甚至换不来半点欣慰。当教师寒心乃至绝望时,不由抱怨学生铁石心肠、没有良心。其实,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呢?孩子压根就不认可你“替代父母”的角色,也就不可能向对待父母一样对待教师。一厢情愿地作“替代父母”对实际教育并不一定有必然的益处。相反,因为角色错位或不认同导致的逆反乃至反抗不是不可能发生,而这当然不是“替代父母”的教师所能彻底解决的。此外,家长是否愿意承认你的“替代父母”角色,会不会授予你“替代父母”的权利都是值得思考的。当这一切以肯定的“否”或者违心的“是”出现的时候,教师教育管理的实效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演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充当“替代父母”角色不是坏事,关键还需要孩子的认可和家长的授权。

再次,“替代父母”角色分配是关键。尽管教师被要求既要当好老师又得当好爹妈,既要照看学生学习,又得关注学生生活。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位教师都是父母,都有教育孩子的经验,教育孩子的方法都有效和成功。所以,做一位教师容易,做一位父母难,做一位教师兼父母的真演员更难。有经验、有能力、有方法的教师可以管起来,但一些方面确无力替代父母去做,还真不要硬着头皮上。以免“替代父母”的角色演不好,连教师的角色都要蒙尘打折。俗话说“读书念不完初中,打工回来两手空”。家庭教育缺失主要责任在家长,不能把弥补的任务强加给学校和教师。家长可以委托,但决不能过分依赖甚至搞责任承包,教师可以分担,但绝不应该实行大包大揽。其实,我们非常明白,在孩子的教育中,父母和家长有不同的分工与职责,角色混乱并不一定是好事。在各自职责内做好自己工作的基础上,密切配合协作,形成教育合力才是正途。

教育家马克斯·范梅南教授曾指出,教师的含义就是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与孩子之间的“替代父母”关系。在对初中生的教育管理中,我始终坚信,角色加码、责任捆绑、道德绑架等,无论对学生、家长,还是教师自己都是一种不负责。作为教师,合理定位自己,不断审视扮演角色,可能要比全抓全管更重要。(稿源:荆楚网)

刘颂寒:有一种惊艳叫做胡歌

“亚洲电视剧研讨会10周年纪念颁奖礼”昨日在日本福冈举行,胡歌凭《生活启示录》《大好时光》两部剧荣获“亚洲特别贡献奖”。在现场他以一口流利的英文道出获奖感言,可谓是惊艳四座,并表示在与编剧王丽萍和导演夏晓昀的合作中成长很多。该奖项是由亚洲国家最顶级的制作人及编剧评选出,今年首度向十年来为亚洲电视剧作出卓越贡献的个人颁发特别贡献奖。(2015年11月5日中国青年网)

在流行小鲜肉的娱乐圈里,胡歌凭借两部剧荣获“亚洲特别贡献奖”。胡歌全场一口流利的英文获奖感言,更是惊艳四座。胡歌用自己的成就,为很多老腊肉在小鲜肉横行的娱乐圈里扳回一城,让人知道有一种惊艳叫做胡歌。

胡歌是幸运的,年纪轻轻就凭借一部仙剑让他成为很多年轻人心中的偶像。胡歌也是不幸的,事业刚腾飞,就遇到了一场差点丧命的车祸。为了不让眼泪感染伤口,哭的时候,都只能把头放到最低点。那时候的胡歌,让人看了心疼。

但是,任何的苦难如果没有打到你,那么必定成为你完成蜕变道路上最美的丰碑。胡歌从当初的小鲜肉转变成了如今的实力派,不难看出他从车祸后演出的角色,一直在不断的升华自己的演技。因为脸上的伤疤,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靠脸吃饭的小鲜肉,而如今他在电视剧里的一颦一笑,俨然已经成为了具有胡歌式的招牌动作。

从开始的仙剑到如今大热的琅琊榜,胡歌用自己鲜活的例子告诉人们,胡歌已经从那个天真无邪的“李逍遥”变成了如今沉稳的“梅长苏”了。胡歌的每次成功,付出的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正如他脸上的伤疤已经变成了他走向成功的勋章。或许,对于别人来说,这种伤疤就是苦难的象征,但胡歌却让人明白了,唯有苦难才能够让人看到一种不一样的惊艳。相比刚出道的胡歌,现在的他更加让人欣赏,因为他经过了岁月的洗涤,背后成功的光环更加让人敬佩。

有一种惊艳叫做胡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成功。而是面对苦难,他能够用一种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并且将当初的苦难变成自己走向成功的台阶。当我们还在抱怨生活中的不如意时,不妨看看那时候的胡歌。生活注定不会顺风顺水,只有逆风的方向,才能更加适合飞翔。而现在的胡

歌,不正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吗?(稿源:荆楚网)

北青报:警惕顶风建豪华楼背后的“权力脱缰”

梁建强

立项批复投资4500万元,实际总价近2亿元;贫困地市老办公楼完全够用,又花费巨资建设新楼;地税系统60%以上领导班子成员办公室超标……湖北地税系统争相建设超标豪华办公楼的问题,近日被曝光。顶风违建触目惊心,背后的“权力脱缰”值得警惕。有令不行,必须重拳惩处。

近年来,尽管国家明令禁止新建楼堂馆所,但“顶风”违建问题仍时有发生。从戴上“贫困县”帽子不久即搬入“豪衙”的黑龙江海伦市,到搬入豪华楼半年不敢挂牌的河北巨鹿国土资源局;从豪华办公大楼扎堆建的河南台前县到违建成风的湖北地税系统——“再穷不穷机关、再苦不苦领导”的违规行为刺痛了公众。

一掷千金、大兴土木建设超标豪华办公楼,根源在于政风问题。尽管禁令重重,但在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侵蚀之下,部分干部的思想认识依旧存在偏差。受此影响,本应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有限财政资金,却流入大修豪华楼堂馆所的“旁门左道”。

权力一旦不受约束,就会“任性”而为。豪华办公楼林立背后,监管缺位的问题不容忽视。以黄冈市地税局办公大楼审批为例,相关部门将发改委立项批复当作“总路条”,一路“绿灯”。监管流于形式,权力难免“脱缰”。

顶风违建,必须严肃处理。今年下半年以来,针对湖北地税系统的大问责全面展开,已有包括湖北省地税局原局长在内的100多位干部受到处理。虽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不能总是“事后惩处”。尤其是在违建时有发生,且仍有地方或部门试图以“服务中心”“业务中心”“培训中心”等名义暗度陈仓之际,提前介入、动态监督,完善相应监管机制刻不容缓。

狠刹顶风违纪问题,权力制约是治本之策。唯有逐步形成并完善权力监督机制,让权力不敢“任性”、不能滥用、不易“脱缰”,风清气正的政风才能彻底涤荡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中青报:境外旅游“买买买”就是不爱国?

毛建国

出境游热了,出境消费也成了热门话题,我国出境游人数和购买力已连续3年居世界第一。2014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达1.09亿人次,海外支出同比增长28%,达到1648亿美元;预计2015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将达到1.2亿人次,消费支出将高达1940亿美元,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参考报》11月5日)

境外旅游消费支出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这放在以前简直不敢想象。一方面,这说明中国确实发展起来了,国人确实富裕起来了;另一方面,这么大的数字也确实需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如果这笔钱用于内需,显然非常有利于化解经济下行的压力。

当我们感慨购买力外流时,并不是说不该到国外花钱,这钱花得没有任何意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追求和亲历,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也是个人需求不断发展升级的意义所在。世界是圆的,也是平的,经济的发展为出境游提供了条件。很多人正是通过出境旅游,了解了世界

的多元,看到自身的差距,增添了文明的自觉和奋发的动力。因此,不仅不该非议和限制境外旅游与消费,反而应该理解和鼓励更多的国人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常常与消费分不开。既然出去了,消费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意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购买力,也就是说本可以在国内实现,或国内可以提供替代的,结果却花在了国外。这部分购买力的外流,有争取回来的可能和价值,这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但即便看起来不必要的购买力外流,包括一些国人在国外表现出来的“买买买”状态,可以进行消费探讨,但不要动辄简单地置于“爱国”框架下审视。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到日本或其他一些国家大肆采购的人,没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一种“消费不爱国主义”,在消费主义时代,把一个人的消费行为与爱国情怀简单对接,不仅简单狭隘,而且背离文明。那些在境外消费甚至大肆采购的人,未必就不爱国,不该简单粗暴地予以否定。

当一种消费呈现出一种集体倾向时,乍看起来不理性的背后一定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人们的消费行为,基本是受“性价比”决定的。“性”就是以品牌、质量、功能为基础构成的品质,“价”就是价格。如果说一些争相采购的产品在国内也有的话,更该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同一商品出现国内外巨大的价格差?为何连不折不扣的“中国制造”,也是海外比国内便宜?这里涉及税收政策、流通成本问题,也涉及商家经营理念问题。

购买力外流需要怎样的反思?一方面,必须看到一个发展起来的时代,外流有必然性,是一种全世界现象,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即便一些购买力外流看起来没有那么必要,也不该简单给其贴上不爱国的标签,更应探讨我们能不能提供同样性价比的产品?如果有一天,国外市场有的,我们都有,而且比他们还便宜,谁还会大包小包地从国外捎回来?

有数据显示,手表、箱包、服装、酒、电子这五类产品的20个品牌高端消费品,中国内地市场价格比我国香港地区要高出45%左右,比美国高51%,比法国高72%。一次购物省下来的钱,都够支付旅行费用了。面对这样的差价,出国旅游“买买买”并非毫无理由。(来源:中国青年报)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实干才是硬道理

纪东冲

近读墨子,深为其实干精神所折服。有朋友劝他,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何苦这样尽力去做呢?我劝你不如罢了。墨子则说,譬如一人有十个儿子,九个好吃懒做,只有一个儿子尽力耕田,“食者众而耕者寡”,那他便该格外努力耕田才好。现在大家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正该劝我多做些才好,为什么反来劝我莫做呢?

在一般观念里,墨子如此重行的理由近乎偏执。面对大家都不干的局面,许多人可能会想:别人都不干,凭什么就该我干?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每个人都以他人的选择作为自己行动的前提,则必然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结局,那就什么工作也推不开,什么事也干不成。

实干是实干家的通行证,空谈是空谈者的墓志铭。从事物发展的眼光看,行动是一切理论认知的落脚点,又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先决条件。正因此,智者往往都从行动的角度来观照事物、臧否人物。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18世纪法国先哲伏尔泰则认为,“人生来是为行动的,就像火总向上腾,石头总是下落。对人来说,一无行动,也就等于他并不存在”。的确,只有行动才能开辟未来的路,只有实干才是立身之基、立功之道。

新形势下,有那么一些人放慢了干事的脚步,甚至在原地踏步。或是遇到困难,面临矛盾,便畏这怕那停下来了;或是觉得现在要求严、束缚多,怕动辄得咎便歇起来了;或是正风肃纪之下,觉察到边干边贪占风险大,便龟缩起来了。凡此表明,实干还只是一些人的“可选项”,即便不干,日子过得还挺舒服自在。这样的风气必须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打破。

在实干家眼里,别人不干不是自己不干的理由,困难矛盾挡道不是不干的理由,风纪严了反而更有利于施展拳脚,捞油水不是干事的温床而是墓床。那些干事面前的犹疑与考量,那些加载于干事的私心与欲望,都只表明它们的主人不是真正的实干家。对于实干家来说,实干让人生找到方向,让幸福有了依凭,让心灵有了栖所,实干乃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一种精神气度,是他们最鲜明的身份标识。而在百姓看来,实干的人最有底气,也最让人服气。

把实干铸成自己的精神气质与品格,关键在荡涤干事上的私心杂念。改革遭遇硬骨头,就要想办法啃下来。转型升级遇到就业、资金、技术等诸多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倘若没有一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气魄与本领,又如何能干成事?真正的实干家,往往就是在困难中开辟前进道路、书写实干的价值信念的。

“我们的行动是唯一能够反映出我们精神面貌的镜子。”这道理,那道理,实干才是硬道理;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惟实干,才能收获丰盈充实的人生,开创无限生机的未来,赢得群众的信任与信赖。《人民日报》(2015年11月06日04 版)

人民网评:用“好人法”终结“恩将仇报”,杭州开了好头

陈方

日前,杭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该条例规定:被救助人主张其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

“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从社会道德层面来讲,这应当是一个常识。然而,近年来一些“做好人反被诬陷”的现实剧情,颠覆了这个常识。面对需要帮助的对象时,到底该做一个熟视无睹的路人?还是做一个见义勇为的好人?竟然成为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人有扶助弱者的天性,但也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做一件好事反而惹了一身官司,如果做好事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人们离“做好事做好人”越来越远,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为规避风险而不敢去做好事,这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态度。如何让好人可以放心地做好事,一些城市都在尝试以法规条例的形式为好人“披盔戴甲”。今年7月24日,首次提交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提出,患者及其家属如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者恶意索赔,将承担法律责任。即便是杭州,这也不是第一次以“立法”形式来保护好人了。一年前,杭州市就通过了《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鼓励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危、急、重症病员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追究有关法律责任。

统观这种种条例,其核心指向都可以归结为“好人免责条款”。虽然说,人们做好事的天性一再被伤害,现在必须用法律来保护这种天性,似乎有那么一些无奈。但反过来看,用“法”的

形式为好心人竖一道保护墙,这也是文明社会的必须之举。在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制定了《无偿施救者保护法》。其核心就是鼓励或者保护人们在紧急时刻救助他人,而免除无偿救助者施救时的后顾之忧。

从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看,如果见义勇为者被诬陷,当事人可以到法院提起名誉权的诉讼,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如果举证责任在见义勇为者,试想一下,很多时候见义勇为者都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好事,哪里来得及事先留存证据。从以往种种案例来看,即便最后查清了真相,被救助者的“诬陷”行为很难被追究责任,而口头上的道歉,压根也不足以惩戒他们“诬陷”的冲动。要知道,道德可以引人向善,但道德却很难惩治“恶”,如果法律不能有效惩戒被救助者的“诬陷”,“恩将仇报”的现实剧情就不可能终结,人心焉能不倒?

杭州市出台条例规定“救助者无须自证清白”,是在以立法形式保护好心救助者的权益。只是,在“好人难做”的当下,地方试点“立法保护好人”能否得以更进一步的普及,还有待全国立法跟进。世间事,恶与善总是并存,光明前进一步,黑暗便后退一步。所以,立法保护好人的同时,“严惩恶意蓄意诬陷者”的立法理念必须同步跟进,这方面,杭州开了一个好头。

北京晨报:懒政就别找借口

蔡辉

山东曲阜孔府大院内一处600多年历史的青砖墙,近日被曝成游客的“签名簿”。管理者说:对此头疼不已,但法无明文,又难定性为破坏文物罪,游客不听劝导,他们亦无奈。

乱刻乱画,猖獗至此,令人无比痛心。看来,提高国民素质确已成当务之急,可转念一想:提高国民素质这样的大事,该谁负责?

显然,你我均不是主要责任人,孔府大院管理者亦不是,只能推到“国家”“政府”等大词上,结果又成了名义上人人有责、实际上人人无责,无非是又一轮捶胸顿足,又一堆豪言壮语,可下回该咋样还咋样。

没有清晰的责任人,就不可能有效管理,这么简单的道理不论,偏扯没用的,这种“好听的废话”,不说为好。

试想,这段墙如果属于私人,你看谁敢刻字?主人不天天手持大棒巡逻、另置恶狗若干才怪,怎可能被刻到如此斑驳不堪的地步,才来高呼可惜?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管文物,懂行的就给偷完,不懂行的就给糟蹋完”。虽然刻薄,却也写照了当时的某种事实。在今天,去一些标上文物的建筑看一看,个别管理人员慵懒无比,甚至有的干脆找不到人,有的地方连标识、警示都没有。

在社会学中,有所谓“破窗效应”,即将同样的汽车分别放在好社区和坏社区中,后者很快被盗,前者却长期安全。某栋楼的窗玻璃被人飞石打碎一块,如不及时修补,很快就会被全部打碎,而及时修补,则免于此厄。

人性有放纵的一面,只要提供榜样,暗示其可行,必有后来者照样学样。不少贪官污吏入狱后,抱怨“别人比我贪得还多,为什么不抓他”,便是这种心态的显现。

确实,道德自律可以抑制冲动,但冲动不完全是坏的,至少它也可能产生好的“溢出效应”,发明机器的人也许只是为了偷点懒,设计汽车的人也许只是想个人发大财,但结果却造福了社会。应该提倡道德自律,但不能把一切问题都交给道德自律来解决,也要给人性以冲动、出轨的空间,

关键是将其导向有利的方向,严禁其走向有害的方向。

说来说去,这就是如何制定游戏规则,而有了规则,就要真正贯彻下去。

文物是公共品,交给一家单位来管,便赋予你以责任,你就有义务保证它不出问题,墙壁上有人刻字,立刻强化值守,至少做个标识,让后来者知道:这不文明,我们绝不答应。可你不吭不哈,装没看见,这岂不是鼓励其他人接着乱写乱画?最后你还像个受害者那样到处伸冤叫屈,那么文物凭什么交给你来管?有没有你,区别何在?

明明是懒政,非拉“国民素质”垫背,可照这个速度毁下去,真到人人都是孔子的地步,墙已无存,我们保护什么呢?对不负责任的管理者,应予申诫。(来源:北京晨报)

同情心不应漫过法治的边界

昨天上午,洛阳街头一场血案震惊世人。仅仅因为驾驶的一辆无照三轮摩托车违章被扣,索要遭拒,车主当场拔刀行凶,致一名协警当场死亡,另有三人受伤。

其实与这场街头暴力有得一拼的,是昨天这条新闻背后众多网友的冷眼叫好。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社会舆论对待弱势群体的同情,已经到了罔顾法治的地步。

尽管还有更多的细节有待进一步追踪报道,但从警方通报的基本经过来看,是非曲直并不复杂。但许多网友从“无照驾驶三轮摩托车”的描述中,似乎迅速找到了同情点,他们的理由是:不是生活所迫,谁会无照骑辆三轮摩托车?不是走投无路,谁会为一辆区区几千元的车子跟民警拼命?

这是同情心泛滥到了高于法律的一种网友心态,并且持这种心态的网友不在少数。他们由此继而推想到的是:为什么扣罚的不是大奔?为什么执法人员不对底层民众网开一面?这种质疑的心态,纯粹是为仇恨而生拉仇恨,为同情而宁愿不要法治。

现实生活中,确实不乏大奔之类的豪车违章违法,执法中未能尽然做到一视同仁的恶例。但个别案例并不代表执法部门的常态与惯例,绝大多数执法人员在处理交通违法时,做到了对事不对人,这是全社会有目共睹的。洛阳街头这场暴力袭警,之所以依然还有众多网友叫好,一方面表明个别案例的执法不公,带给社会的影响一时难以消除。另一方面表明,人们把对于底层人群的同情心,与法治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已经混淆了起来,以为人人平等,就是敢于碰富的、碰硬的,只有对底层人群网开一面,才是法治的人性化。

人性化情怀也要建立在敬畏法治基础上,否则就是矫情。在执法与违法、强势与弱者之间,失去法治约束的行为,分分钟都会构成角色转换。洛阳街头,一个看似弱势的三轮摩托车驾驶者,当他拔刀相向的时候,强与弱发生了扭转。执法过程中被刺身亡的协警,理论上是针对违法行为的强势执法者,然而这位为谋生计而严格执法的协警,倒在地上的身影却是无比弱势的。他跟那些在公交车上被弱势身份的不法分子烧死的无辜民众一样,都是暴力犯罪的不幸者。

在执法者面前,只有守法与违法的区别。而对于暴力犯罪来说,只有非法一种定性的选项。我们可以同情一个弱者的生存不易,但社会舆论不能因为暴力犯罪的身份是富是贫、是强是弱而持不同的价值判断,也不能由此而指责法治为什么不能给弱者网开一面。法律面前,权与贵、强与富,当然不能构成特殊,但是,民与弱、贫与寒,同样也不能视作例外。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核心价值,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判断。如果弱势群体的暴力犯罪可以被同情,那么,法治中国从何谈起,以极端方式报复社会的暴力犯罪又从何根治?所以,那些对弱势群体暴力犯罪动辄持泛滥同情态度的网友,应该从敬畏法治的角度反思一下——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暴力报复社会

犯罪的牺牲品?(来源:钱江晚报)

钱江晚报:电商互撕,口水换不来口碑

高路

距双十一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口水仗已经提前开打。京东指责阿里逼商户站队,想垄断市场;阿里则回应,“鸡举报了鸭,说鸭垄断了湖面”,意指两家原本就不是同一平台上的竞争者。另一边,国美炮轰苏宁降价注水,苏宁指责同行作假,大大小小的口水仗数不胜数。

阿里京东两家开打,总是能擦出让人关注的火花。相比于京东的情绪激动,阿里则平静一些。维权很正常,闹到要全国喊话、“实名举报”的地步却更像炒作,时下电商行业的市场竞争和监管环境是否恶劣到了这种程度,恐怕没人会这么认为。所谓排他性协议到底是商业纠纷还是涉嫌垄断,有国家部门管着、有法律的武器可以拿来维权,并不存在投诉无门的情况。

巨头们的互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竞争的激烈,某种程度上说,双十一就是展示网购平台实力的指标,谁都输不起。双十一也被网友视为检验商家诚意的时刻,那些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放点血的,也将被贴上小气耍大牌的标签记恨上一年。

双十一前锣鼓喧天并不奇怪,风平浪静才是奇怪的事。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让自己能赶上这趟火车。这么说来,用什么来指责对手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摆开对决的姿势。得到便宜自然好,得不到也能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京东指责阿里垄断,但要论起双十一的由来,其实“双十一”从阿里的一个创意到风靡社会的一个节日,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过程。京东本身也是这个被意外炒红了的节日的受益者,借了别人的东风,是不是也要说声感谢呢?所以,对于电商巨头制造的各种迷雾,消费者并不太当回事,相互指责之下,其实他们都是受益者。

正是在相互借势之下,双十一才有了如今的红火,大家都应该珍惜这个属于电商的日子。口水换不来口碑,京东的敌人不是阿里,他们之间的不同也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他们真正的敌人其实还是他们自己。“双十一”前夕,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最新一次质量抽查公告,抽查结果显示网络销售的儿童玩具、服装、鞋类、背提包和小家电等,合格率只有73.9%。价格是足够低了,但是质量是否足够过硬,消费体验是否足够好,这才是制约电商发展的最大的因素。不管是阿里还是京东,都不是在口水中成长起来的,而是在一步一步地改善电商环境,是解决技术、金融问题,甚至是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必要在口水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面对互联网的风云,可能更贴近问题的本质。说到底,这只是一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争宠游戏。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其实更在乎的是真正的能力。市场不会被一家所垄断,但市场会选择那些真正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变化的人。从这个角度说,摆脱对炒作式营销的依赖,回到更好服务大众、推动社会进步的本质上来,才是真正需要做的事。(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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